2024年底，禹上稻乡综合体在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永安村竣工了。这栋现代化的建筑屹立在田间地头，从城里来的直播公司、设计团队和培训导师入驻，办公区和会议室里谈论的都是营收、利润、产业等话题。
村里也建起了“写字楼”，这是顺应八村强村公司的发展需求——余杭街道永安村、洪桐村、溪塔村、下陡门村、仙宅村、上湖村、竹园村和义桥村等8个村抱团发展，形成资产统一、运营统一的乡村振兴新模式。禹上稻乡综合体便是八村强村公司的运营实体。
2019年起，余杭区开始为村子任用农村职业经理人，像企业一样公开招聘，由经理人专业化、市场化运作村集体经济，带动整个村子发展。这几年，运营者也慢慢开始面对乡村运营后继乏力的困境。
这两年，多村发展、“抱团”运营成为新趋势，也是走出困境的新尝试。单个村的平台空间有限，存在资源匮乏、观念保守、运营不见起色的“急难愁”。抱团发展，既要“聚沙成塔”，也要“先富带后富”，农村职业经理人进入八村强村公司的运营团队，继续成为探索乡村振兴新路径的主力军。
离开
今年上半年，余杭区又有5位农村职业经理人离职了。
当一位农村职业经理人进入乡村，村里看热闹的多，抱着怀疑态度的更多。
2020年初上任时，瓶窑镇彭公村的职业经理人虞剑有个别名在村委和村民中间传遍了，叫“18万”——这是招聘公告中对外公布的乡村职业经理人年薪。
这一数字远不及虞剑以前在企业做管理者时的收入，但高过村里书记，也高过镇上大多数的公务员。有人看不惯，大家都怀疑，乡村职业经理人有什么本事？拿这么多钱，能不能给村里挣钱？有村民在他面前用方言讲坏话，觉得他听不懂。
刘松和来永安村的游客一起参与“浑水摸鱼”活动。
永安村职业经理人刘松初上任时，策划了一系列农文旅活动，把农事劳作变成了一场场农事节庆，举办开镰节、开春节、插秧节，稻田迷宫、长桌宴、稻田婚礼等，吸引不少城里人参加。人来了一批又一批，村里赚了个热闹，实际产生的收益并不多，反而打扰了村民的清净生活。村民们开始有意见了。这出乎刘松的意料，心里不好受。
各位“乡村CEO”本来都有一技之长，可供农村职业经理人“操盘”的乡村资源有时不尽如人意，他们的能力可能一下发挥不出来。
如今的良渚街道新港村职业经理人常英娇，2023年初入村。刚来的时候，看着村里情况，常英娇非常头大。“村里确定以‘体育+’为特色发展，但很多项目还在建设。”她做过评估，体育场所营利的可能性很低：体育设施大多时候是公共配套，由财政支撑，即便收门票价格也都定得很低，很难覆盖经营成本；另外，若要运动，大家偏好选择离家更近的，凭什么跑到这么偏远的乡下农村？
而在刘松眼前的，是一片连一片的农田。村里此前做过运营尝试，要把水稻文化、水稻产业做深做透。但第一批8000亩稻田的大米出来后卖不掉，大家都傻眼了——村里总共近3万亩稻田，该怎么办？
同样别扭的是，农村职业经理人需要完成身份转变。原先，他们大多是有管理经验的打工人，入村后，现实情况要求他们成为有“三头六臂”的全能选手。
2022年，唐梅红到中泰街道枫岭村任职业经理人，从上到下公司只有她一个“光杆司令”。列年度计划、走访入户、财务往来、制作宣传物料等，都得她一个人做。“很多七零八碎的事情不应该我去做。”
村里企业漫长的决策流程有时也会考验经理人们的耐心。原先在企业中，“能不能花钱，打个电话给老板请示下就行了，只需要一句话”。唐梅红说，在村里，强村公司是村集体全资入股，受“三资”管理，为了避免集体资产流失，万元以上的资金支出要上村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，会议一般每季度召开一次，若遇紧急情况，每月召开。这对于市场化的公司而言无疑会影响效率。
村里所有材料都要求纸质化，所有工作都要留下纸质痕迹，即便只有几十元的支出，也需要各类票据以供日后审计。“工作变复杂了。”常英娇说，精力分配上不只是单纯拓展业务，也要做事务性的工作，甚至身兼数职。
在入村的前半年，迷茫无助、不知所措，职业经理人的“离职”情绪往往会达到顶峰。余杭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王波观察，“一些农村职业经理人进村之后无法形成动态的良性循环，最终变成一个打杂的村干部。”
虞剑在进村前是大城市的金融白领，在村里待了两年，一个任期结束后，他选择离开。其他人推测，可能是融入出了问题。
永安村
留下
虽有离职的，乡村里还是留下了一批从事运营工作的能人，刘松、常英娇、唐梅红都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永安村发展稻田、菜园认养模式，盘活土地资源，又开发大米衍生产品，增加农作物附加值，由团队直播销售。新港村凭借2片11人制标准人工草皮足球场、2个标准篮球场、2000平方米的波浪道场地以及红土网球场等一系列体育设施，承办了近700场大小赛事。枫岭村的发展重心放在茶文化上，通过“美丽庭院”开办特色“茶家乐”，以旅游、餐饮与民俗体验、茶叶加工为特色的产业链“落地生根”。
中泰街道举办炒茶比赛。
农村职业经理人不是“一个人”，而是一套完整机制。在刘松、常英娇、唐梅红的成功背后，从村里到街镇再到区里，层层给他们赋能、支撑。在王波看来，机制的作用起码占到60%。
比如嘉汇优配交易，很多基础工作需要村里做。通过全国招聘进来的农村职业经理人大多是外乡人，有些语言都不通，很难跟村民打交道，只能靠村干部。
职业经理人搞农文旅活动，大多在周末，村干部要加班帮忙；职业经理人要在“三资”管理体制内，通过村民代表大会表决赋予他更高额度的资金使用权，村干部要召集会议、说服村民。但这些工作，说白了，都在职责之外，有些村干部不乐意。
村党支部书记是村里的决策中心，他的意见至关重要。一些书记有些心急，认为职业经理人过来是给村里赚钱的，有的村要求当年就要看到效果。
农村职业经理人之间经常会交流：若无法获得村里支撑，或村里不放权，职业经理人提出的很多项目虽反复打磨却无法落地。有一位回到本村的职业经理人，始终没能做出成绩，也渐渐消磨了激情，只在外来访客到访时出面，陪同介绍一下村情村貌，实际工作内容几乎与导游无异。
唐梅红在推介文旅产品
而工作卓有成效的职业经理人所在村，他们的村里的党支部书记无一例外，都思路开放，敢闯敢拼。
永安村党委书记张水宝提起刘松，说“像自家兄弟一样”。刘松进村的前几年，张水宝没让他“背”营收压力，先做好基础工作。张水宝认为，直接见成效的想法不太合适，“这种事哪里能图快？”
刘松成为永安村职业经理人之时，在村里，张水宝话说得很清楚，“举全村之力服务这个团队”，在党员会、村民代表会、小组组长会上，张水宝都是这么讲的，“谁没有做到100%的支持，我就要找谁的责任！”
因为信任，刘松才有了充分的施展空间。刚开始，他出现过决策失误，销售的步子迈得大了，产品卖不出去，前期投入打水漂。常英娇也曾“失败”，为了筹备新港村首届户外运动生活节，村里搭建了很多场景，准备不少体验活动，专注性投入一个多月，最终因为天气不好、同质化竞争等原因效果不好。“书记思路开放，能让我试错，这特别难得。”常英娇说。
新港村职业经理人常英娇
唐梅红要在村民家里办“茶家乐”，村干部到村里挨家挨户摸排：哪些庭院适合？哪些村民有意向？唐梅红制定了经营“茶家乐”的指导手册，内容通过村“两委”开会讨论，到街道备案，形成了一套标准化的制度，村干部到村民家里宣读，并指导他们走流程。“申请表填写后，我们到每户有意向的人家起码走访三次，有的要去十多次，村干部非常支持。”唐梅红说。
永安村做出成绩后，张水宝当选了全国农业农村劳动模范，刘松成了“乡村CEO第一人”。有人说，他们是村书记和乡村CEO相互成就的典范。但可惜的是，在当下常态的制度设计中，这样的“最佳拍档”无法成为必然。
抱团
农村职业经理人的制度试行五六年，情势已经逐渐明了了。
因为缺乏可运营的资源，或者村“两委”班子比较保守，有一些乡村不适合、没条件招聘职业经理人。与此同时，也有一批乡村，单村资源已经无法满足职业经理人的运营需求，以街镇名义打出品牌，也比村级更有力度，能获取更大支持。
正如中泰街道办事处相关负责人所说：“从0到1的突破完成后，乡村运营成效要再上一个台阶，需要更多可挖掘的文旅资源。”
两相结合，各取所长，一些乡村拿出资源，一些乡村“共享”职业经理人，共同成立多村联合的强村公司，同一片区内抱团发展。
刘松向记者介绍“抱团”发展模式
2024年10月，禹上稻乡综合体竣工。其实早几年，余杭街道八村共同的对外品牌已经有了，但直到2023年，八村强村公司的整体机制才得以理顺和确立。中泰街道同样下属8个村，今年7月，八村强村公司正式开始实体化运作，在此之前，关于公司架构的设计酝酿了一两年。
八村强村公司与各个村的关系是什么？原本单村职业经理人的位置应该怎么放？收益如何分成？若平均分，如何激励各村的积极性？这些问题都摆在眼前，解决起来又颇为棘手。所以一开始，“抱团”的消息传出，迎来的不只有“掌声”，也有“骂声”。
“多村发展是一个趋势。”王波说。已经出现几种“抱团”的模式：一部分街镇与文旅集团等国企合作，各分股份，由国企的平台和资源带动乡村运营见成效；中泰街道将辖区内的4位农村职业经理人集中到八村强村公司任职，其中一位总经理，其余三位任副总经理，各村的强村公司是否存续各村自行决定；余杭街道采用“双头”的办法，刘松既是永安村强村公司的职业经理人，也是八村强村公司的总经理，两边考核。
最终，八村强村公司产生的收益抽出一部分作为运营团队绩效，其余盈利各村共享，平均分配。
此前，强村公司和村集体的关系像是双胞胎，没办法划出明显界限；现在独立之后，八村强村公司更有条件按照现代企业的标准规范化管理，各村书记作为董事会成员，只参与决策，不参与经营，人事管理、绩效考核、财务审计等机制都比较完善。余杭街道额外设置了人才上升通道，从普通员工、造梦师助理、乡村造梦师、农村职业经理人到农村职业经理人导师，共五级。
不过，独立后，八村强村公司也丢掉了“奶瓶”。项目利润几个村均分，如此一来，很难再有村书记全力支持工作，谈项目都要靠职业经理人团队了。
强村公司“抱团”发展，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。而下一步的探索与突破，永安村已经有了初步方向——尝试让农村职业经理人入股强村公司。“一个外地人成为强村公司股东，从来没有过的。”张水宝说。
这些先行一步的村子作为“探路者”，摸着石头过河，在实践中发现问题，在制度上探索突破，互相校准、激励，不断向前发展。“越往前走，压力越大，但肯定不能让这块牌子倒了。”王波说。
唐梅红在枫岭村的办公室
几十年前，永安村还是个没有姑娘愿意嫁过来的穷村。村里田多，其他村人均耕地面积大约一亩，永安村平均每个人要种田两亩，既没法建厂致富，到了夏天，40度高温下，这也意味着双倍工作量，很多人吃不消。
不过现在，“我走进村民家里，笑脸比前几年多多了。”刘松说，永安村村民的精气神明显不一样嘉汇优配交易，一些村民小组主动找到他，要求参与村里的运营项目。改变、突破与冒险的意义，此时，在村民一张张笑脸上具象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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